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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周礼·秋官·朝士》云:凡属责者，以其地传而听其辞。

[[59]]综观蒋氏此文，其一至六部分，大半因袭前人，从第七部分开始，作者有许多思想上的建树，通过叙述中华法系立法上的演进，来给中华法系的革新提供改革方案。同时也反对其他法学流派(历史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比较法学派)否认法的国家形态这一特点。

前述蒋澧泉一文已经将视角专注于中国法系立法演进规律及针对性的立法建议的视角上，至刘陆民此文，这一转变就更为明显。与今日一般法律学上之见解，若合符节。[[82]]综观此文，在批评陈文为自家祖先贴金时所用语句，多有意气用事，甚至对中华法系的伟大都表示怀疑。(一)高维廉:《建设一个中国法系》高维廉，生卒年不详，曾经担任律师。《法学丛刊》1936年第4卷第1期刊载了时任主编刘陆民的《悼李次山先生》一文，以示对这一爱国人士的哀悼。

居正强调:"就是我国今后的法律，既不能够再因袭过去的家族本位，也决不可再去模仿欧美的个人本位，而应该别谋所以创造中国法系之新生命。民国中华法系的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述评如上。[8]而规范性文件则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行政机关、技术委员会应及时主动将标准制定的立项原因、制定过程、标准草案、争议事项和利害影响都进行详细说明，对公众的问题及时答复。宋博士直接将中国大陆的规范性文件称为行政规则并不符合大陆行政法学界的一般习惯。[33] 江必新：《行政程序的正当性的司法审查》，《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7期，第123-140页。由于立法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立法、决定重大事项，受其专业性的限制，以及技术标准形式上的非法律规范性和内容上的专业性，立法机关几乎没有精力也不便于进行直接地进行监督。

监察监督主要在于技术标准制定主管官员的违法责任尤其是渎职贪腐的法律责任。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还应当不断地总结经验，适时再行修订，使参与的途径更加畅通，参与的形式更加完善，参与更加有实效。

只有运用正当性标准审查程序裁量权，才有可能发现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滥用。既要扩大民主参与，又要适当地兼顾效率。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的技术标准制定程序仍然存在缺陷，下面以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素为线索对其进行探讨。有利于公众了解行标准制定的复杂性，促进信息交流。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教育科研机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检测及认证机构、社会团体等可以作为公共利益方代表。1954年以前，针对所有的食品安全标准建议都要求举行公开听证。广义的规范性文件是指以法的形式出现的文件，也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法文件之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

来自任意一方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2。其实，其技术法规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强制性标准。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则比较宽松，对立项前公开未做规定。《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

采用快速程序也是特事特办、讲求程序效益的一个典型体现。关键词: 技术标准制定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 核心要素 行政监督 司法监督 技术标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出现标准替代法律的现象[1]。[29]WTO也要求，一个合理的行政行为，应该附具理由。效益不等于效率，效益之中应当也包括正义价值、公正的结果在内，不能将效益与公正截然对立。因为真正利益代表缺乏有效参与，在程序一开始便存在不公正。[22]（三）程序公开郑州消费者赵正军在2011年12月2目向卫生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生乳等6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起草的信息资料，重点是会议纪要，却遭到卫生部的拒绝。

对于技术标准的法律定位一直存在着争议，而其定位又与其制定程序密切联系。其次，即使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也都不是规范性文件。

针对标准制定组织者和参与者，应规定更加明确的法律后果和追究机制，例如进行行政处分、追究法律责任、宣告标准无效、责令限期改正等。对意见建议的回复并说明理由，是对相对人的尊重，是责任意识的体现，人民公仆岂能对主人的意见置之不理？对意见的回复也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4] 技术法规仅限于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身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5个方面。[22] 韩笑：《社会团体标准制定的程序理性研究》，《大众标准化》2021年第6期，第1-3页。

地方标准未依照本办法规定进行复审的监督措施。规范性技术文件也不同于一般技术文件，其具有明显的规范性。行政信息公开不仅有利于实现公民的参与权，也增加标准的可接受性，有利于公民和企业的知悉、理解和自觉遵守。宋博士所说的行政规则可能是Agency's regulation（s），但是Agency's regulation（s）一般译为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

（一）程序公正2013年4月，发生了农夫山泉事件。入世之后，国家强制性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技术规范对外视为技术法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征求意见时应当提供标准编制说明。[21]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的非立法性规则可能会遇到法院更严格的审查，制定规则的行政机关为了避免严苛的审查，往往会自己主动适用额外的公众参与程序。

尽管草案说明针对的直接对象是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但是，这些草案说明往往会公开发布。至于社会监督，由于其形式多样、主体复杂，并非简短的文字所能概括。

而程序公开是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要素，既是避免偏私、实现公正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前提。[30]关于程序效益原则，我国学者很少专门讨论，江必新法官认为，程序效益体现为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高效作出行政行为，要重视节约行政成本，减少相对人的负累。进入专题： 技术标准 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监督 司法监督 。与美国的过度参与不同，我国是一个民主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公众参与本来尚有欠缺，却又不得不考虑效率。

[16] 邓可祝：《论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科技与法律》2010年第5期，第82-86页。[3] 宋华琳：《当代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演进》，《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第15-19页。

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执行的是浙江省《瓶装饮用天然水标准》（DB33/383- 2005），标准中关于有害物质的限量甚至宽松于自来水。关键是如何在民主尚不发达的背景之下，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控制行政滥用职权，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寻找准确的平衡点。

第24条规定：对于涉及面广、关注度高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组织起草部门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意见。但是，对标准制定过程的公开并没有提出要求。